住家保姆的假日，游荡在街头
农村女性从事家政行业，如今受到许多地方的鼓励，这既能帮助落后地区与家庭就业增收，也解决了很多城市家庭工作与育儿的燃眉之急。进城做住家保姆，是许多农村女性第一次走出家庭和家乡，前往陌生地方开始工作。离开家人，失去既有的人际网络，迎面撞上知识与生活方式的悬崖，住家保姆们陷入孤立。节假日无处可去的她们，甚至只能流浪在街头。
这是一种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痛苦。住家保姆多是40岁往上的女性，她们的城市化过程尤为艰难。
张兰提着蛋糕出门时，天才刚打亮。光线昏暗，她在没开灯的屋里穿梭。作为这个家的住家保姆，她熟练地铺床、洗漱，窸窸窣窣，发出不足以吵醒雇主夫妇和小孩的声响。每个清晨她都这么做，为了让雇主一家尽快吃上早餐。不过今天整理完内务之后，她需要离开这个家，出门休假。
她小心翼翼从冰箱里拿出雇主昨天嘱咐她带走的蛋糕，出门前还带走了前一天的垃圾，轻轻合上了门。在雇主家工作两年有余，张兰对一家人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。
走出单元门的时候，张兰打了个冷战。天津这处高档小区刚刚入春，树芽悄悄冒出尖来，风中还残留一丝冷冽。休假的一天突如其来，她眼神涣散，一时不知道该去哪儿。今天是她儿子的生日，女主人不知道从哪一次闲聊中记住了这件事，昨夜，她把张兰叫过去说：“阿姨，明天给你放一天假，去陪你儿子过生日吧。”按女主人的意思，她愿意把张兰这周末的假期挪到周中，让她好好去给儿子过个生日，还提前订了蛋糕。
张兰来自陕西安康的农村，今年48岁。她和家人向来没有过生日的习惯。几天前她和在天津打工的儿子通过电话，儿子说他生日当天还得上班，没空庆生。当然，在张兰心里，这不足以成为拒绝女主人好意的理由。所以，当女主人通知她休假并送给她蛋糕的时候，张兰下意识心虚地说了感谢。
来天津7年，张兰还是不懂得如何跟城里人一样放假。她在这座城市里没有自己的住处，每月4天休假的日子，她必须在早上7点前出门、赶在晚上7点前回到雇主的家里。中间休假的12小时不知道该去哪里，让假期成了一种折磨。度过假期最安全、实惠的做法，就是在城市的街道里游荡。
她叹了口气，决定先去一公里外的公园待几个小时。几天前张兰在雇主家擦窗子，远远望见那里的桃花好像开了。晴朗的日子里，雇主一家总去那里露营。她需要跟去，去了也是工作，注意力都在两个孩子身上，根本没精力关注花开没开，开得好不好。她对城里人露营的爱好也不太理解，她觉得只有吃撑了才会在大太阳底下烤着。年轻的时候她最恨艳阳天，这种天气埋头种地，总被晒得头昏眼花，直不起身子。
在家乡时，张兰喜欢逛街。镇子不大，每家店她都熟悉。重要的是在家乡，时间都是自己的，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。但是在天津，她不得不出门，又很害怕在庞大的街区里迷路。于是，她只到雇主家附近的超市和公园去，消磨掉12个小时的休假时间。
在超市度假，唯一要应对的就是不断找上来的导购员。被张兰逐一拒绝后，导购员警惕地看着衣着朴素的她，对着同事挤眉弄眼。她有些慌张，不知道对方是看出她的窘迫还是怀疑她是小偷。她跑到生活用品区，买了一包抽纸离开。后来她在天津换了七、八家雇主，假期里她一共逛了十几家超市，临走前都会买上一些便宜的物品，比如牙刷，毛巾或者一瓶矿泉水。
这样的休假方式一直持续到一个下午，她无意间走到一个劳务市场。在一处大桥下挤着一群人，气质和周围高楼大厦不搭，他们穿着朴素，走路含胸。一个坐在小货车上的男人汗衫撩起来一半，手指间夹着烟与传单，眉飞色舞地介绍着饮料厂、电子厂、服装厂的需求。张兰一眼看出他是人群中最有权势的人。她挤上前去，抢到了一份在食品厂打包蛋卷和面包的活儿，150元一天。
假期终于有地方可去。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，休假时张兰会带上健康证，到大桥下等中介用小货车把她们拉去不同的工厂。她很享受去工厂的那段路，因为在城市里，她很少有机会能与人平等地坐在一辆车上，轻松地吹着风。在雇主家那辆价值百万的小轿车里，她总是手忙脚乱地坐在后排照顾孩子。
做临时工短暂地结束了她的某种窘境。但到每年春天换雇主时，张兰都要花上一两个月时间，摸清附近的劳务市场在哪里。在此之前，在超市、公园里游晃的日子仍会复现。
张兰是村子里第一个来天津做住家保姆的人。2014年，第一个雇主给了她每月6500元的薪资。这个消息传回山窝里的老家，村子里那些守着贫瘠土地的女人们纷纷动起进城当保姆的心思。
56岁的沈玲和张兰来自同一个村子，在天津当保姆已经6年。历任雇主都雇她照顾老人，每个月有4天假。她很快也和张兰进入了相似的窘境。离开了雇主家，她只能在街头游荡。起初她还会花30元去小旅馆睡一天，三、四次后，沈玲觉得这太奢侈了：“就算一天只吃一顿，休一天假也得花50块。”
她开始和张兰一样，想办法找临时工。之后，沈玲大部分假期都去建筑工地打工，一天200元，中午还管一顿饭。可惜她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，工地大部分工作对她来说强度都太大，她没坚持多久。加上没能找到其他轻松的活计，她被迫重新在城市游荡。
一次，她在小区三条街外找到一个地下通道，那里挤着拾荒者和流浪汉。沈玲觉得那是个好地方，在大城市，她和这些无处可归的人没有区别。那段时间，她总是在休假前一天趁雇主一家出门遛弯，把自己的大水壶接满，第二天带去这处秘密基地坐一整天。美中不足的是她没能如愿交到朋友。由于口音不同，很多攀谈都无疾而终。
她在这里找了新乐趣，就是观察人们的穿着。她企图从那些快速路过她的鞋子、服装里找到自己见过的款式。但这么过了一天她就觉得无趣了：“看多了，好像都差不多。”
沈玲这份合约在冬天来临前到期。她请求中介公司帮她找份没有假期的活儿。
“那只有（去照顾）植物人了，很累。”中介还没说完，她就答应了：“行。”沈玲通过取消假期，终于免去了休假的烦恼。
去天津当住家保姆在村里刮起潮流时，李春梅不心动，“这工作下贱。”当时她这么觉得。三年前，李春梅的儿子和儿媳结婚后在天津开了一家饭店，她跟着来了天津，在店里帮忙。结果店里生意惨淡，反而余出她这个人手。
于是，李春梅的儿子给她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工作，月薪5500元，每月休息三天。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不识字还能拿到这么高的工资，彻底不再想下贱不下贱的问题。有了高收入，儿子、儿媳手里没钱的时候也得靠她接济。李春梅在家里获得了不小的发言权。
起初每逢假日，她都去儿子店里或者出租屋度过。但饭店最终还是没活下来，儿子儿媳关掉店铺，南下进了广州的皮革厂打工。李春梅的假期变成了煎熬。后来，她与沈玲取得了联系，也开始在工地做临时工。但殊途同归，这群在城市里游荡的中年女性，最后大都只能通过取消假期，来消弭痛苦。
陆陆续续地，村子里越来越多女人到天津找住家保姆的工作。仅张兰认识的女人，就有十来个。不过，张兰很少和她们联系，庞大的城市规模和陌生的环境、规则，让女人们难以在他乡建立小团体，群体行动。
张兰提着蛋糕穿过马路，离公园越近人越多。她暗自觉得手里的6寸蛋糕在人群中很扎眼。她驼起背来，心想路人指不定会纳闷：“哪有一大早拿着蛋糕去公园的？”她加快了步伐，不希望有人留意到自己。她穿过人群，穿过草坪，穿过石子小路，在公园树林的尽头找到一把长椅。长椅上落了厚厚的灰，这说明这里不常有人来，是个安全的地方。
在长椅上坐下来，张兰开始给儿子打电话。头两通没人接，第三次才接通。“说了今天上班啊。” 电话那头，炒勺和铁锅叮当作响，儿子没有耐心再听下去，挂断了电话。
于是，张兰切开蛋糕兀自吃了起来。她快速吞咽着，蜡烛和打火机横七竖八地躺在一旁的袋子里。
早先，张兰和中介约定了这个周末的假日去饮料厂做一天工。雇主的好心意外打乱了张兰的计划。她怕无故爽约会给中介留下不靠谱的印象，于是拿出手机发语音消息给中介，表示自己由于雇主计划出游，无法如约做工。等了很久，中介也没有回复消息。可能中介根本不在意，后来张兰继续跟着他去做临时工，就好像他不曾看过这条消息一样。
一直到太阳凌空，张兰才从长椅上起身。蛋糕还剩一半多，已经开始融化。她决定去吃饺子，一路上走得很慢，生怕走错迷路。到店后，张兰和往常一样，点了最便宜的鸡蛋西葫芦馅儿的饺子，18元。老板为张兰下单的时候狐疑地看了一眼蛋糕。
“能不能借您冰箱用一下？蛋糕快化了，留给我孙子的，他还在上游泳课，我下午来取。”张兰鼓起勇气撒了谎，把蛋糕交给饺子店老板保管。吃到一半，她开始感到不安：雇主常来这附近，如果和雇主打了照面就太尴尬了。她加速吃完剩下的饺子离开。
张兰只上过一年学，做住家保姆之前，她是典型的农村家庭主妇。2014年，丈夫积劳成疾，患上严重的腰椎间盘凸出，从砖厂回到家后无法再从事体力劳动，家里断了收入。当时，她的儿女们都在读高中，家庭开销不小。张兰扛起家庭的重担，在朋友的推荐下，来到天津成为一名住家保姆。
对张兰和其他住家保姆来说，融入城市很艰难。她们所谓的城市生活，细究起来并不牢靠。她们寄居在雇主家中，没有自己的空间，落脚地也是工作地。另一方面，没有时间和空间反而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只有藏在住家保姆的身份里，她们才是自如的。像张兰，她在雇主家耳聪目明、手脚麻利，游刃有余地捕捉雇主的需求，对方也相当满意。
对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，在城市里来去自如是个难事。只要一离开雇主家，走到城市里，窘迫就迎面而来。“我走在街上，就像一个完全不懂外语的人被扔到国外一样。”张兰说，城市是迷宫，她看所有的十字路口都差不多，不敢轻易探步。
在天津七年，她换过七、八个雇主，但始终说不清楚在哪个区，只能含糊说出附近有什么医院、幼儿园叫什么名字，雇主常去的商场是英文名，她也念不利索。在城市里，张兰常常感到无所适从。乘坐电梯、过马路、打车、购物时开口说话、拜托小区保安开门、被雇主孩子追问书本内容，无数个这样的瞬间，她都像突然被掐住了喉咙。
大城市的规则不为这些从山里来的女人而设。理解城市的规则，对于这些中年进城的住家保姆们来说过于困难。文化水平所限带来的不便，在走出家门后随处可现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张兰很少搭公交。大城市的公交线路图在她眼中不是四通八达，而像一张蜘蛛网一样盘杂，让她头疼。真正需要外出办事的那几次，她都选择打车，尽管这不便宜，但也比走丢了好。张兰其实不识字，为了不暴露自己文盲的事实，她有时候她会提前让儿子把具体地址通过微信发给她，上车的时候，一言不发地把手机伸到司机眼前让司机看，宁愿司机把她当聋哑人。
刚开始打车时，她认不出“空车”和“有客”的牌子，不少出租车疾驰而过，留她局促地在原地招手。在老家安康，出租车司机往往不甘于只载一位客人，即便车上有人也会大声揽客，张兰从不看车内有无客人，只问顺路不顺路。在大城市，这么打车根本行不通。后来，儿子告诉她红色的就是有客，“看见绿色牌子再招手。”
张兰不愿在晚辈面前展现出在城市生活的无能，总是努力遮掩。向儿子求助的时候，她都会补上一句：“我都知道，只是忘了。”她看不懂雇主的文字信息，不得不频繁请求儿子帮她翻译和回复，这偶尔也会招致儿子的不耐烦。有段时间她下决心自己学识字。
雇主一家出门后，她有时间就偷偷用雇主家孩子的点读笔识字。女儿听说了，从网上给她买了点读笔和识字书。但忙碌的工作将她的时间盘剥得所剩无几，张兰很少有时间学习。每天给孩子们洗完澡，已经接近十二点，她才拿出书来看一眼，没多久就昏睡过去。识字计划烂尾后，张兰彻底失去在假日探索的兴趣，她再度在城市的迷宫里找不到“出口”。
李春梅也尝试过像城里人一样去享受城市的生活。2021年春天，她刷短视频得知附近公园即将举办放风筝的活动，于是计划去看看。边走边打听，她好不容易找到地方，却没有人放风筝。她在公园干坐了一上午，才发现自己记错了地方。事后，她有些自嘲地说：“笨人还是不要瞎跑，跑丢了还给人添麻烦。”
在街头游荡的时候，李春梅会遇见同小区其他保姆。起初她还会撒谎说自己正要去购买日用品，后来遇见得多了，便不再解释，对方也会心地问：“你休假也没地方去嘛？唉，我要是跟你同一天休就好了，我们买点零食去公园。”
从村里来天津的时候，沈玲花了一个多月才适应了整天关在高楼里的日子，“屋子太小了，急死人了。”活动范围的骤然缩小，让突然脱离土地的她开始感到孤独。
为了疏解这种焦灼，沈玲以质朴的方式寻求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们的慰藉。她竭力在雇主家表现得主动热情诚恳，认真擦洗家具、准备饭菜，主动和老人们讲述自己家乡的见闻，还托老家亲戚寄来特产送给雇主。最初无处可去的日子里，她隐约向雇主透露自己的境况，主动要求不休假。但老人却有不同想法：“人不能只工作的，得休息，何况合同上写的是26天，你多做几天我也不会给你薪水。”她明白，雇主也需要一个没有外人的假日。雇佣关系横在中间，双方终究有隔阂。
其实，沈玲在天津并非无亲无故，她的微信好友里就有八九个在天津的住家保姆。来天津前，她设想过假期和她们相聚游玩，但真来了才发现，天津太大了，大家分散在各个区，出门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，放假日期还要由各自雇主确定。“人家哪天空了就让你放假，我也说不准。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。”沈玲说，她们几乎从未在假日相聚过。
城市生活的反噬
种种迹象表明，鲜少有住家保姆成功地对自己进行城市化改造。城市化改造失败后，住家保姆们以一种模糊暧昧的姿态，穿梭在城市生活之中。
每一任雇主，都曾对沈玲的生活习惯提出异议。雇主不理解为什么沈玲不习惯用洗脸巾，也难以容忍她总是做多了饭，导致剩饭。曾经有位雇主一直要求沈玲少做点饭，声称要健康饮食，结果，一家人盛完饭只剩一两勺，沈玲作为家中唯一做体力活的“成员”，总是吃不饱饭。这成了她唯一期待假日的理由：在假期，她做自己的主，可以吃上两顿饱饭。
在雇主家，沈玲始终小心翼翼。在工地打零工那阵子，她回雇主家前都要在工地附近的澡堂花15元洗一次澡，换一身干净衣服再回家。脏衣服也不会直接带回去，洗完澡她要洗衣服，搓掉脏衣服上的泥灰，湿漉漉地装进塑料袋带回雇主家。怕雇主看不惯滴水的衣服挂在阳台上，她总是等夜里所有人都睡了，才小心翼翼把衣服挂到阳台上，第二天在所有人起床前把自己的衣服收回来。
她担心雇主们发现自己放假没有去享受生活。但其实没有人在意她假日去了哪里、做了什么。雇主们只是在意，自己的阳台是不是湿哒哒的，潮气太重的话，他们的关节会疼。
与此同时，住家保姆们不可避免地被城市生活改变。尽管和城市生活格格不入，她们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却在无形中被大城市的种种塑造着。回到乡村，她们身上隐藏的城市印痕显现出来，格格不入。
李春梅羡慕雇主们的家庭和睦。雇主的家庭成员间的亲密程度超过她此前所能想象的极限。有一年情人节，雇主家的男主人给女主人买了一大捧花。晚上一家人出门吃饭，李春梅悄悄拿着花拍了几张照。不过这些照片她没发在朋友圈里，她知道即使发出去也没有人会相信这花是送给她的。
她还羡慕雇主一家人总是轻声细语，笑意盈盈。有一次雇主炒股一天亏损了七十万，一家人还其乐融融地吃着晚餐。她想到自己家总是因为钱争吵，似乎每个人都对彼此不满。她的家庭成员们总是怒气冲冲，大到彼此借钱不还，小到门口倒地的扫把没人扶起来，只要他们愿意，这些都可以成为吵架的主题。
在城市做了3年保姆后，她回家过年，和家人更加看不对眼。李春梅总是抱怨家里太冷、太空，冬天水管里流不出热水，被烟火熏得乌黑的墙壁也变得刺眼。春节期间，她总是在饭桌上唉声叹气，抱怨一家人关系冷漠，平日很少联系，一年就团聚一次也都各自低头玩手机。
这些在底层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女人，成为住家保姆后相当于误闯了另一个阶层的生活。他们带着原生生活的晦涩，深度参与着中产家庭的日常生活。不断对比产生的落差感，进而演变成愤怒，反噬着她们和她们的家庭。
成为住家保姆之前，张兰从未感觉生活的艰苦。那时候她的儿女孝顺、家人身体健康，就已经让她知足。她最大的理想不过是给儿子在小城买一套房，让儿子成为城里人，女儿嫁给城里人。
见过雇主家的生活后，她开始对过去的贫穷有了新的认知，并时常痛恨这样的贫穷。
张兰的雇主年收入在千万以上，本打算雇一名高中学历的住家保姆。张兰面试时撒了谎，她只读过一年书，她谎称自己是高中学历，否则很难得到这个机会。好在她做事利索，为人诚实，在雇主家中也做了3年。
有时候她在猜，可能聪明的女主人已经察觉出来她学历“造假”，只是看在她胜任这份工作的份上，从未提起这件事。她跟着雇主旅游，住过3000元一晚的酒店，但这些都和她无关，假日无处可去的时候，她还是会去住几十块一天的旅馆。
张兰刚入职的第一年，女主人就为她准备了蛋糕和一个价值两千的手镯。她从没有收到过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担心自己还不起，又没有场合佩戴，再三推脱。女主人无奈之下，说出一句：“也就我们一件衣服的钱，收下吧。”
后来，她渐渐明白，这些善良，对于富有的雇主们来说很简单。作为穷人想要展现同等的善意，其实是一种奢侈。她的女主人是一名家庭主妇，已经多年不工作，每天都忙着给身边各种人解决困难。她以让身边所有人开心为乐，这其中也包括张兰。
在脑海中，她常常幻想自己也拥有这样殷实的家境。张兰深知不可能靠自己过上这样的生活，便经常给儿女们讲述雇主家的富有，激励儿女努力工作，“将来也让我沾光。”在女儿看来，母亲成为住家保姆后变得更加“虚荣”。
过春节的时候，张兰会在来客人的时候，摆上高脚杯，倒上烧酒，煞有介事地教这些农民晃杯。多数时候，高脚杯都摆在柜子里，旁边是一堆装农药的瓶子。
这在农村引来不少人笑话。其实，当天张兰准备了红酒，在丈夫的暗示下才换成烧酒，否则画面会显得更加荒诞。
客厅的茶几上，横躺着一只塑料的“翡翠白菜”。在城里打工的这些年，张兰家摆上了各种各样像这样的仿制品。
张兰的儿子到天津工作后，打车去母亲的雇主家不过半个小时。但他不愿意和母亲见面，控诉母亲每次见面都只聊雇主家小孩，总拉着他买玩具，这让他感觉自己也在给雇主家当保姆。张兰反驳道：“那还不是为了赚钱给你买房子。”
感叹一家人关系冷漠的同时，张兰又念叨起雇主家的生活。这个城市家庭每天都从塘沽区的学区房赶回滨海新区的别墅，为的只是和老人吃一顿晚饭。她又担忧起自己的晚年生活，揣测自己卧病后儿女不会前来看望。
在雇主面前，张兰却一直在表演家庭幸福的桥段。她时常告诉女主人自己的一双儿女是多么恭顺，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温馨。以至于她经常撒谎，比如儿子给自己发了红包，女儿每天都要给她煲电话粥，实际上是她主动拨过去。可这也没什么错，张兰只是羡慕另一种生活罢了。
在超市消耗掉一整个下午，张兰决定回家。她返回饺子馆，拿走了剩下的蛋糕，在路边长椅上又吃了几口。牙齿开始隐隐作痛，她不敢多吃，停下叉子，看着蛋糕陷入纠结。丢掉可惜，带回去又会被质问，她实在不想在一个城市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悲凉。最后，她起身把蛋糕扔进了垃圾桶。
回到家后，她主动和雇主说，今天和儿子吃了火锅庆祝。随后熟练地为一家人准备晚饭。
她的身影灵活地在雇主家的客厅、厨房穿梭，时不时还与女主人谈笑，那个呆滞的女人重新生动起来。
*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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